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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在地·壹周壹评】VOL.78 从环境污染的“公地悲剧”到徐玉玉案的“权力怠政”

法治在地 2020-10-16 12:28:53

【法治在地】

浙江大学地方治理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公众号

围绕中国的地方治理与法治发展相互关联这一主题,以观察、分析、研究、比较、评估中国地方与基层依法治理水平和能力为抓手,推动中国地方法治发展。


周壹

2016年8月31日

VOL.78





图片来自互联网

自然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及其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当自然环境本身受到侵害后,谁能够提起诉讼?司法机关应不应该受理诉讼?这实际上是中国现实法治环境下“公地悲剧”故事的司法延伸。不希望悲剧继续发生的人们在觉醒之后,突然发现,仅有普通百姓的觉醒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缺乏司法机关的配合,人们依然无法终结环境污染的公地悲剧。《自然之友》对2015年社会组织为原告的环境公益诉讼各省立案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全国只有江苏、贵州、山东、福建、浙江、宁夏、辽宁、湖南、河南、海南、天津、北京、安徽和四川等14省(市)的法院受理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有受理的先例不代表已形成受理机制)综合分析来看,一个区域是否有专门的环境司法机构设置、当地政府及司法系统是否对环境司法和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当地能否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我们认为,法治不是一种静态的和被动的法律实施,作为一种实现正义的体制性力量,当被侵害的利益长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应该立刻引起司法体制的反思,继而查找原因,解决问题,这才是理想的、能动的法治。环境污染和破坏危害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理论上每个人都有资格“为环境代言”,关照现实是法治的根本宗旨,将合理诉求拒之于法律门外,不是人们期待中的法治。


执法需要考虑成本。很多杂乱无章的城市不是习惯于杂乱无章,而多数是承担不起昂贵的执法和治理成本。每一个开车的人都习惯性地认为,逢年过节前交警“贴条”多起来的原因是要完成罚款任务以发年终奖,这也是一种朴素的成本思维。在一套财政体制之下,城市执法越高效越有利于节省成本(当然这些成本最终还是由纳税人负担),这就需要整合各种执法主体,合并可以合并的执法事项。在被明确为负责全国城市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后,住建部发布的《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城市道路上违法停车、户外公共场所无证经营等处罚权,被列入了城管执法范围】可能不少人会质疑城管处置交通违法的专业性,毕竟城管粗暴执法事件一度曝光太多已给社会留下心理阴影,但是从提高执法效率和节约成本的角度看,这不失为一种制度探索。问题是如何协调与交通警察固有的违章停车执法权之间的关系,是两者互相配合,还是一主一辅,还是交警逐步淡出违章停车执法,这可能需要有一个通盘的制度协调。

对违章停车进行罚款的原因是违章车辆长时间侵占属于众人的路权。现实中,类似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等越来越多的交通参与方式引起了新的路权争论。笔者经常见到在本已繁忙的机动车道上快速滑过的滑板车手,他们在车流中穿梭,虽然轻便灵巧,却也危机重重。最近,上海交管部门明确表态,电动滑板(平衡)车不符合我国机动车安全标准,也不在非机动车产品目录内。《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精神,“电动平衡车”不具有路权,不得上路行驶】所谓路权,即交通参与者的权利,是交通参与者根据交通法规的规定,一定空间和时间内在道路上进行道路交通活动的权利。报道中称,上海交管部门从交通法规的精神解释出“滑行工具”不具备路权,不能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其实笔者查看过《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发现,其二十六条规定的已经非常明确,禁止“规定以外的其他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执法机关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对法规落后于实践的一个及时补充,虽然这一解释的权威性存疑,但对于维护交通参与者的权益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机动车道挤压非机动车路权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如何平衡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路权,还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课题,毕竟城市的目的在于宜居,如果行走空间都被压缩,压马路和散步成为奢求,如此管理的城市通畅倒通畅了,但还值得人们留恋吗

旧楼加装电梯问题是不少城市居民面临的生活难题。特别是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旧楼中往往居住了大量行动不便的老人,电梯成为方便他们上下楼的一种必需品。加装电梯对于改善旧楼居民的生活意义重大,但是,长期以来,如何分摊加装费用,成为实践难题。在试行4年之后,广州市法制办24日发布《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下称《办法》),明确接楼层分摊费用的原则以及居民协商的规则】对于习惯于凡事找政策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破解也为协商民主提出了一个课题。当没有明确的法律政策规定的情况下,一栋旧楼能否安装成电梯全靠主事人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动能力和协调能力。那么,协商民主作用发挥机制何在?如果人们都各持自己利益和立场,再好的事情也可能因为谈不拢而搁置。因此,协商民主需要基本的制度供给,或者说民主也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协商机制的完善,协商作用的发挥,都不是简单地抱着“有事好商量”的态度凭空可以达成良好愿望的。在个体协商能力、时间及精力等各方面都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必要的制度供给形成良好的协商平台,规定和完善特定的协商规则与程序,才能真正促进协商民主在不同主体繁复的世俗利益权衡中获得达致共识的实质性意义。


最近,因为女生徐玉玉学费被骗郁结致死一案,电信诈骗再一次引起国家机关的重视。以往遇到这种事件,一般是在媒体揭批报道风潮一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淡忘了之。徐玉玉案的不同在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抓到了犯罪嫌疑人。更为重要的是,山东省公安厅通报表示,该部门将进一步完善受立案机制,接到电信诈骗警情和群众报案,第一时间录入信息,经初步审查后,一律立为刑事案件侦办中国有句古语,“沉疴用猛药,乱世需重典”。电信诈骗猖獗已久,但通常因为证据不足,损失不大(一般不至于要命),一两件小案,公安机关往往置若罔闻。所谓“政宽则民慢”,打击不力则犯罪猖獗。笔者以为,在“上面”的高度关注之下,山东省公安厅的表态可能有将功补过之嫌疑。但这为类似问题的解决打开了一个缺口:毫无疑问,公安机关的积极作为的确是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第一路径。大量的不立案行为(据说立案基数大影响破案率)已经成为人民群众长期诟病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恐怕还不应止于公安机关自身的承诺。山东公安机关承诺了,其他省市呢?治本之策还是从强化公共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的角度,加大对公安机关权力运行的问责力度,从源头上治理公共权力的懒政、怠政等消极不作为现象。而建构这样的一个机制,还需更高层面的制度设计。

文/王文琦




编辑:七花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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