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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与任务,创新与前行——新时代外语学科的思考与发展【2】

当代外语研究 2020-10-27 13:46:54


编者按

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增强国家“软实力”,树立国家形象,传播中国好声音的大背景下,要完成好科学使命、培养好语言人才、执行好语言服务任务,外语学科迎来了新时代、新任务、新挑战。作为一门理论性与应用性、人文性与工具性并重的学科,需要思考如何定义学科性质、确立学科任务、实现学科突破。《当代外语研究》公众号将从外语教学与研究、翻译研究与教学、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等领域,梳理2015-2016年《当代外语研究》发表过的有视野、有理论、有实证的论文,以期能反映现时状况、唤起深度思考、探讨未来发展。


【专题主持人语】

如何“曲高”且“和众”?

— 论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结合

范莉

北京林业大学 外语学院


上期,我们分享了沈骑教授题为“外语学科发展的责任与使命—略论许国璋外语教育思想三观”。论文梳理了许国璋先生关于外语教育思想的三观(“办学观”、“治学观”与“教学观”),并以此为镜,剖析现时“症结”,探讨有效“疗法”。

众多学科长足发展的加油站是其以理论提升为核心的基础性研究,外语学科也不例外。不过,其研究又具有独一无二的功能性。因此,语言教育、语言服务等以应用为目标的工作,可帮助外语学科与社会之间形成“哺育”与“反哺”的良性循环。纵览现状,尤其在应用语言学框架下,语言本体研究已从多角度、多范围、多层次与语言教学实践建立起日趋紧密的链接。然而,就如“理论”与“应用”两词总在二元思想的瞳孔中互为对抗,语言理论研究仍有“曲高和寡”之嫌。权衡理论与实践,语言学工作者最好的姿态应是:立足于语言特性与现实需求的“地”,抬头要望理论研究的“天”,低头能干语言服务的“活”。如何让语言学研究“曲高”且“和众”?这可能是语言学者应更多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本期,我们分享胡壮麟先生题为“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结合——纪念许国璋先生诞辰100周年”一文。在许先生、胡先生等前辈高屋建瓴的引领下,我们对语言学的多元性与实用性必会有更深刻的思考、讨论与践行,能回答好“语言学为何物?”,且能更好回答“语言学能何为?”。

 

外语教学与研究篇


 

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结合

——纪念许国璋先生诞辰100周年


作者简介: 胡壮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摘要

许国璋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本文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结合的,相互促进的。早年在英国攻读文学的国璋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回到新中国后,立即投入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外语人才。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国璋先生在50年代除编写英语教材外,在国内首先自学研究和介绍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外语语言文学专业语言方向的课程设置,特别是硕士生、博士生等高端人材的培养,国璋先生倡导对各种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和学习,并告诫人们不要在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之间划上等号,而是认识到语言学的多元化和实用性。在语言学归属文科还是理科的讨论上,明确指出语言学归属文科,提出新一代的高校学生应该文理并重的预见。从此以后,我国高校外语专业外语方向根据不同培养目标和需求为学生除开设听说读写、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等课程外,还开设了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文体学、语篇分析、比较语言学、翻译理论、外语测试等课程,从而保证和提高了我国外语教学质量和外语人才的培养。




许国璋先生被学界公认是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在先生逝世后,特别是在2005年纪念先生诞辰90周年时,语言学界和外语教育界从不同视角介绍和总结了先生的辉煌成就。上世纪末在教育部外语教材编委员会、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等单位就职时,我有幸在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受到先生多方面的教诲。值此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来临之际,我想结合当前外语教学的一些议论热点,谈谈先生的有关观点和正确指导。

 

1. 语言方向的地位和课程设置

我国在1949年解放前,大学的外语教学侧重文学,因而有关教学单位简称“外文系”、“英文系”等。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我国高校中统一设置了“外语语言文学专业”、“俄语语言文学专业”、“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等。为了适应国家和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侧重语言,一般简称“外语系”、“俄语系”、“英语系”等。尽管有的高校侧重文学,有的高校侧重语言,长期相安无事,但在改革开放高校恢复招生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在本科生中明确区分两个方向:语言方向和文学方向。由于我国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培养的教师基本上都遵从文学教学的模式,因此为高校文学方向的学生开设西方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以至于按不同世纪和国家区分的各种课程都非常熟悉,游刃有余。但是许多老师对为语言方向学生开设配套课程有些犯难,传统的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课程已体现不出高校的外语专业要求和水平,也难以和一些专科性的“外国语学校”有所区别。更紧迫的问题是在高校恢复招生后,教育部很快在高校中实行我国史无前例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的学位制度,对于如何培养语言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实在缺乏经验。

就在此前,教育部门采取了“请进来、派出去”的积极措施,一方面在1977年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到英国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教授和语言教学专家Nuttal女士来华讲学,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举办讲习班;另一方面决定派遣中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在北京的讲习班上,Leech教授一再向各校老师强调:如要教好外语,特别是语法,一定需要语言学的知识;Nuttal女士则向学员展示基于不同语言学理论的各种外语教学法,使各校中青年教师大开眼界。讲习班结束后,部分学员代表立即总结报道了学习内容,其中北京语言大学方立、北京外国语大学徐克容和我本人开始介绍国外不同语言学流派,特别是美国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大家没有预料的是,作为外语界老前辈的国璋先生看到这些文章后,亲自去北京语言学院访问方立老师,并通过他,鼓励我们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前进。1978年,我通过了教育部对高校中青年师资出国培训进行的选拔考试。那时我心中已经牢记国璋先生对我们今后研究方向的指引,决定出国进修语言学。与此同时,社科院语言所赵世开先生对国璋先生这一指示也了解得很清楚,具体建议我去悉尼大学语言学系韩礼徳教授门下学习国内尚不甚了解的“伦敦学派”的语言学理论。当我在澳大利亚学习的时候,获悉国璋先生积极支持原广东外国语大学桂诗春教授主持召开的全国应用语言学大会在广州召开,更坚定了我在国外进修语言学的信心。

80年代初,出国进修的教师陆续回国,进修过语言学的教师在各自学校纷纷开设语言学引论和社会语言学这一类课程,逐步缓解了国内正在着手解决的、上面提到的高等院校为语言方向的学生应该开设哪些专业课的困境。那时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教材问题。由于国璋先生时为教育部门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分工负责英语教材的建设,他勉励我们在语言学教材方面首先做好“普通语言学”的编写工作。在他的指导下,我、刘润清和李延福主编的《语言学教程》完成编写任务。国璋先生和桂诗春先生又亲赴山东大学主持审稿会,并与王宗炎先生联名为该教材作序(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1988)。从此以后,许多高校对语言方向的学生相继开设了语音学、音系学、语义学、句法学的课程,也有一些学校根据各自的培养目标开设了不少跨学科的课程,如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文体学、叙述学、语篇分析、外语教学法、翻译学等。

众所周知,国璋先生早年是攻读文学的。1947年12月,先生赴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攻读17世纪、18世纪英国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归国效力,根据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的需要尽力办好名副其实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国璋先生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文学专长,而是国家的需要。他组织力量编写英语教材,并率先研究和评论了以索绪尔和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的本质、功能和应用一一加以介绍。


2. 语言学归属文科,还是理科?

高校语言方向学生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问题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后,在部分学生和教师中间又出现了新的困惑。

从学生来说,在本科生中一度出现语言学课程难学、枯燥和术语多的负面反应。在困难面前,国璋先生挺身而出,亲自调查了国内6所高校的外语教学情况,撰文说明语言学的重要性。他说,“曾有人说过,数学是自然科学中的领先科学,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领先科学”,“信息时代,语言学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他还进一步解释道:“术语多,说明范畴多;掌握的范畴越多,思维就越细腻,思想就越复杂,逻辑就更严密”。这番教导稳定了语言方向学生的学习情绪。

在教师方面产生了“语言”方向就是“语言学”方向的错误认识,个别老师把“语言”方向与“语言学”划上等号。这就产生了语言学的归属问题,具体说,有些走极端的老师认为语言学讲究规则和定律,有时使用不同符号进行阐述,因此得出文学属于文科和语言学属于理科的片面结论。不仅如此,从事语言和语言学教学课程的个别老师受到美国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的影响,也认为语言学应当归属理科。在这个强大压力下,作为语言方向的语言学课程教师面临或者教大学英语,或者改行教文学,或者被逐出外语院系的境地。再进一步说,正在摸索中发展的“语言方向”的教学又得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是开设“听说读写译”一类的技能课程的年代。面对这些不同认识,我认为国璋先生的一些观点和论述对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高校外语老师仍有启示意义。首先,国璋先生认为,“研究语言本身,可加深对语言系统的了解。作用是解释语言。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可对社会的体系加深了解。作用是观察社会和社会中的语言行为。两者是互补的,各有各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指出,“语言学是人文科学”,因为这涉及语言本质和功能的可变因素太多,普遍性的推论有时是不可能的。国璋先生的这一教导使我们外语教师加深了对语言和语言学的关系的认识。

更发人深省的是早在25年前,国璋先生就发表如下的看法:“现在世界上办学的倾向是:文科的学生要具有理科的素质;理科的学生要具有文科的素质。如何做到这一点?中间要有桥梁: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教学、数学和数理逻辑等学科,都可以说是桥梁”。这就是说,文学方向的学生擅长形象思维,语言方向的学生擅长逻辑思维,但两者不是绝对分割的。如何使两者交融,取长补短,培养全面发展的外语专业学生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才是正道。教育部最近在高考改革中强调文理并重的方针,再次证实了国璋先生20多年前预见的正确性。

有关语言学科的讨论还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国外许多高校在文科院校中设置独立的语言学系,中国没有,只有在中文系下设有语言学专业,其研究内容为汉语而不是外语。因此,我国的外语院校理所当然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对外语专业学生进行语言学教学的重任。就学科发展来说,语言学不宜分为“中国语言学”和“外国语言学”,国璋先生能根据中国国情,维护语言学在外语语言方向中的合法地位,对提高我国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科研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 语言学的多元化和外语教学的发展

上述第二节的讨论引发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外语教师总是想把语言学撵出外语语言文学专业这个门槛,这是因为他们对语言学的多元化缺乏正确的思想认识,具体说,他们总是把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等同起来。他们不太了解除唯理语言学外,语言学还包括应用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教育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多个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又恰恰与外语教学和外语人才的培养有密切关系。

正如国璋先生所指出的,以布龙菲尔德和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唯理语言学都是以拟想的人,理想化的人(an idealized man)为研究对象,而许多语言学分支考虑的是实际生活中的“社会人”(a social man)。同样是语法,乔姆斯基语法是理性的、抽象的、符号性的、数学化的、演绎性的、高度概括的,不适合课堂外语教学。对比之下,经验主义的语法学家依据的是自己所采集的实证和对实证的分析(许国璋1985a)。有鉴于此,外语专业的学生需要一定的语言学知识,才能学好外语。同理,具有一定语言学知识的外语教师才能更好地完成外语教学任务。

对上述情况,国璋先生从不同角度论述两者关系。他首先重视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支持桂诗春先生召开我国第一个应用语言学学术讨论会外,他还在给桂诗春先生所著《应用语言学和中国英语教学》一书所作的序中,向我们提出如下问题:什么叫应用语言学?如何应用?在哪些地方应用?有语言学理论加以指导的教学和只凭经验和实际掌握去进行的教学有什么不同?国璋先生的用意是帮助我们认识语言理论的重要性。他说,“应用语言学是语言理论和语言教学的一道桥梁”。从事语言教学的同志“既要懂理论,又要有实践,又要掌握应用理论的基本方法,三者都不可缺少”。

在具体应用方面,国璋先生在介绍了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原因后,告示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地区、教育、社会地位、话题、媒介、态度、受干扰”等课题,而这些正是我们在外语教学中需要注意、掌握和解决的课题。对此,国璋先生通过使用国内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已经贏得我们充分的感激”这样的表达给予肯定。在社会语言学选题的众多方向中,国璋先生特别重视新时期的社会发展对外语学习的需要这一问题。他在《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一文中提出:外语教学方针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外语的运用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力量”。这大大推动了我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包括国家外语政策和外语规划的研究。

我们再来看国璋先生如下的一段话:“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就这么一句话,国璋先生预见并有意无意地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一些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例如,上述语言作为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的论述和国璋先生对索绪尔的3篇评论说明了符号学的存在和重要性。语言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点涉及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和外语教学中的交际教学法。前者可参阅《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一文,后者见之于他对李筱菊《交际英语教程》的肯定。第三句语言是“认知事物的工具”说明了他对国内上世纪末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和认知教学法的预见。最后一句,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的评述,又使我们认识到语言和文化的紧密关系。就先生本人来说,他身体力行,写了不少有关西方文化史的文章,如“《圣经》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欧洲文化读本》的第一章”、“耶稣其人其事”、“西方文化史选读第一讲——引言”、“西方文化史选读第二讲——文明和文化”。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上,先生的观点为日后教育部的一些政策措施所佐证。上世纪末,教育部曾考虑将“外语语言文学专业”改成“外语语言文化专业”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外国语大学将英文名改为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或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都反映了这方面的认识。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高校已为语言方向的学生开设了翻译课,但当时仅仅把它看成一门技能课。国璋先生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他一方面提出要从文化的视角搞好翻译,另一方面从对比语言学的视角比较两种语言的词语所表达的形式和内容。本世纪初,翻译已从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课程发展成独立的专业。除了国家和社会的迫切需要外,人们对翻译的学术性、专业性、人文性和技术性均有了新的认识。国璋先生是乐于见到这一发展的。

最后,在语言测试问题上,我也直接受到国璋先生的教诲。上世纪80年代我曾主管过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我就是他曾经批评过的“凭经验办事”的怕困难的一类教师,总觉得在全国所有高校搞统一规划的大规模测试难度太大。今天我国在外语测试上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国璋先生的领导也有一功。

 

4. 结语

上面所有论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我们说国璋先生是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那是就他个人学术水平说的。国璋先生的更大成就在于他把国家的需要放在首位,并对我国外语教育做出贡献。他是解放后我国高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特别是语言方向的奠基人之一。

(2) 语言学和外语教学虽然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但关系密切,相互依赖。这在我国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创建和发展中得到了验证。这个事实也反映了当今世界学术发展的共同趋向:整合化、跨学科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就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需求来说,我们的外语教育应当培养爱国爱人民、能思考、能钻研,能根据不同需要和情况变化而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除传统的文学知识和听说读写能力外,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学生应掌握哲学、中文、文化、计算机应用等多种知识。国璋先生就是我们的榜样。

(4) 我国有关外语教学政策的制定和教学方法的讨论均有许多外语教师参加。仔细观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具备一定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知识,因此能更好地将理论应用于实际。

(5) 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慰国璋先生,我们的高校老师已经以自己的行动证明所达到的教学水平和所取得的科研成就,如中山大学的黄国文教授已担任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会的会长,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束定芳教授担任国际认知语言学会的常务理事,还有不少老师已担任国际学术期刊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

我们将继续沿着国璋先生和其他前辈所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当代外语研究》2015年第11期。

责编: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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