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与广州文博事业

图一

麦英豪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杰出的考古学家，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开拓者。他主持或指导了广州几乎所有的重要考古项目，六十余年考古生涯，“三大发现”留与后人的是宝贵的历史遗存；他全力以赴地献身广州文物保护事业，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承费尽心血；他见证、推动着广州一座座博物馆的兴建与发展，让更多的百姓能有机会走进博物馆，了解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在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堪称广州考古60年最重要发现，而麦英豪先生正是这“三大发现”考古工作的主持和指导人。麦英豪先生长期实践在田野考古第一线，从两汉墓葬到秦汉船台(图一），从南越王墓到南越宫苑（图二），从南汉二陵到千年古道，无不活跃着麦英豪先生的身影，记载着麦英豪先生跋涉的印迹。

图二

在他看来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仅仅是考古研究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对考古资料进行及时整理，编写考古发掘报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为其他学者提供研究材料。麦英豪先生勤于著述，治学严谨，淡泊名利，他主张考古工作者要甘于清贫，勤于动手、动脑、动耳、动口，这从他撰写的大量著作、论文中可见一斑。麦英豪先生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深入研究广州古代史，编著了《广州汉墓》，为岭南地区两汉墓葬的断代和分期研究树立了重要标尺；主持编写了《西汉南越王墓》，1995年获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组织编写了首部《广州文物志》和《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指导编写《广州三大考古发现》。六十多年来，在他的亲自参加或是关注指导下，广州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使得名城广州的历史积淀与厚重建立在直观科学的信物之上，为了解广州过去，规划广州未来，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为国内城市考古和遗产保护做出了表率，被张忠培先生誉为“中国城市考古的一面旗帜”。他卓越的工作成就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1998年获“全国文物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获得“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个人奖”，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13年，麦英豪先生在总结广州考古工作60年时，写下一副对联“六十年田野考古尽心尽力，一甲子三大发现留与后人。”这副对联，不但是对广州田野考古开展60周年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他自己钟爱一生的考古事业最贴切的归纳。

图三

不仅仅是考古事业，麦英豪先生在广州文物博物事业上，同样也是兢兢业业，全力以赴。考古发掘后，紧接着必然是遗址与文物的保护工作。作为一名广州考古工作者和文物保护专家，麦英豪先生为广州重要考古遗产的保护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麦英豪先生的积极建议和努力推动下，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得以落成，成为广州城市的文化新地标。2003年，广州南汉二陵，即康陵、德陵（图三），开始考古发掘，针对南汉二陵遗址的保护，麦英豪先生于2012年向时任广州市长陈建华提交了《关于南汉二陵保护的建议与构想》，该建议和构想最终获陈建华市长批示同意。如今，兴建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的宏伟蓝图已经付诸实施，并计划在2018年开馆。

图四

2003年至2006年广州市进行了建国以来第四次文物普查，已年过七旬的麦英豪先生受邀参与普查工作并为领导小组成员，顶酷暑，冒严寒，跋山涉水，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与普查活动（图四），此次文物普查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最大限度地摸清和掌握了广州境内文物现状，为广州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详实的文物资源信息。

同时，麦英豪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作为永不退休的广州博物馆馆长，他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动广州博物馆的发展和新馆建设。在新馆选址、具体建设方案、常设陈列提纲和专题陈列提纲的编写上，麦英豪先生都倾注了大量的心力（图五）。在博物馆的日常工作中，麦英豪先生也总是热忱地帮助行业内外同仁，为大家排难解困，传道授业，并引以为人生莫大的欣慰和乐趣，得到行业内外的广泛认可和钦佩。

 图五

麦英豪先生曾在2014年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从1952年进入广州文管会考古组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至今已经62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涩，但我认为还是勤奋努力的，没有枉度人生。人要想过上安逸的日子也很容易，但那是蝼蚁偷生，人活着的意义当然要高于蝼蚁，就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如果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没意思。在生活和工作中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吃亏，要没事找事做，经常给自己出难题，挑战自我，这样才能不断取得进步。”麦英豪先生以这样的信念在广州考古、文博工作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六十余年，以其谦逊的处世态度和坚韧的敬业精神，取得了丰硕成果，做出了重大贡献。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13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