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新文化报读者捐建的小学,成当地质量最好的重建学校!

邹建依旧和十年前一样，每天晚上要亲手关掉每一间学生宿舍的灯才会静下心来。

亦如他的手机还是十年前的那个号码，除了年龄，关于他自己，一切都没变。

5月7日的这次通话，是在晚上8点30分，我为此整整等了一天。

问他的第一句话是：用了十年的校园是不是已经略显陈旧了？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此前在一天的等待中，我上网查询关于读者小学的信息，找到了2016年学校教学设备采购信息。

邹建的回答让我深感欣慰：“一点都没有落后，我们的校园是全县所有重建学校里质量最好的！”去年，教学楼一块面积不大的墙皮脱落，邹建申请了资金重新修整了一番，“其余哪里都没有问题。而且，教学设备也比以前更齐备了，我们现在教师人手一台电脑，教室里是电子白板，图书室里有了一万多本图书，电教室、计算机室条件都很好……”

邹建电话里的声音透着骄傲，与十年前我初见他时的焦虑和无奈截然不同。

十年前的地震，这个山谷里的村小没有一名学生遇难，但唯一的两层教学楼被地震摇得满目疮痍，260多名学生，19位老师失去了仅有的6间教室，只能挤在板房里上课。

初为校长的邹建每天跑到100公里外的平武县教育局申请援助，直到2008年6月份，新文化报带着读者的300万捐款来到了学校。

当年7月20日，新校奠基。2009年3月动工，6个月后新校建成。邹建用双脚丈量了新校的一砖一瓦。

我还记得新校建成的那天，邹建看着崭新的校舍，脸上却不见欢颜，学校19位教师，一半以上是年过50岁的乡村老师，对于学校的未来，邹建有些心慌。

“新学校让我们这所村小前进了20年。有了新校舍，愿意来我们这里教书的年轻教师越来越多，到2015年，全校师资队伍年轻化彻底完成。”邹建的言语中力量感十足，十年前，这所村小在平武县57所小学里排名末端，到2016年全县第二，2017年全县第六，新文化报读者小学位列平武县乃至绵阳市小学教育前列。

（孩子们在食堂吃饭）

这所村小成了县内名校，师资力量不断丰富，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形成了良性循环。校长邹建也越来越有“面子”，“连局长都开我的玩笑，说我比他还要威风，因为新来的毕业生打报告要到我们学校任职，其他县的村小也点名要到我们学校停课。”

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内心莫名地激动，十年前我们付出的关爱和对未来的担心，如今全都有了最好的答案。

我问邹建，十年了，学校一天天变好，作为校长当记头功，理应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邹建的声音黯淡下来，“嗨，我这个人生来就没什么追求，能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我就挺知足呦。还有这么多的年轻老师，在一起这么多年，是有感情的嘞。”一口川普抑扬顿挫，说得人心动。

十年了，邹建还是住在学校里，和很多年轻老师一样。他在江油市买了两室一厅，也有了小轿车，从学校到新房不用一个小时，却只在每个周末回去住上两天，看看父母。

可回去的那两天，他又觉得“没什么意思，从早到晚，没事情做，就想自己这么多年还是这个样子，情绪很负面”，直到回到学校，他才又找到了方向，看到那群年轻人，他分明觉得自己也正年轻着。

学校现有16名教师，本科学历5人，其余都是大专学历。32岁的石会老师陪伴着学校走过了这十年，如今熬成了平均年龄线以上的“老”教师。

十年前，石会以支教教师的身份来到这所村小，一个人又教语文，又教英语，还是全校唯一一位音乐老师，学校的生活条件极差，她到校外租房。经历了地震，石会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学校和孩子们。

她觉得需要重建的不只是这所方圆3个自然村唯一的小学，还有自己不完整的人生。于是，她留了下来，在这所村小完成自己人生的青春时段，而和她同期来的年轻人，多半选择了离开。

一直到今年，石会终于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角色转换，升格做了妈妈。之前她与老公过了7年的“两校分居”生活，她在新文化报读者小学，老公在平南小学。巧合的是，学校里还有一位年轻老师也和她一样，爱人也在平南小学，两对分居夫妻就这么过了好多年。还是校长邹建脑子活，办法多，和县教育局长开口请求，一个调去，一个调来，成全了两对夫妻，又不影响两校的师资匹配，美哉。

学校已入佳境，我为邹建和石会老师们的执着深感敬畏：如此平淡如水的生活，竟活得希望满满。

我问邹建，又到了周年祭，学校是不是又要搞些活动？

邹建回答：“和每年一样，就是地震自救演练，给孩子们做安全教育。祭奠活动很多年不搞了，那些难过的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每年再翻出来？”我哑然。

“地震后两三年，5月12日这一天都是祭奠活动，全国都关注这些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也都安静下来过生活，这不是很好吗？”邹建说。

我问他，现在的这些孩子们是不是比当年的孩子难搞，邹建说是，现在的孩子一大部分是“10后”，还有个别孩子是“震后二胎”，当年，大一点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小一点的还在上小学，几年之后，小一点的上了初中、高中，夫妻俩又生了娃，如今最小的娃也上学了，还是在这个村里的小学，家长对这小娃的溺爱可想而知，“搞春游，爬爬山，挖野菜，孩子的父母都要到学校给孩子请假”，当然，这不是普遍问题，但，父母对于这一代孩子们的担心胜过十年前，这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并不是最难搞的问题。

邹建告诉我的数字让我吃惊不小，“现在学校一共只有60个学生。”十年前，读者小学的学生总数是260人。

怎么会这样？“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也跟随父母到城里读书，村里的适龄儿童越来越少。”

邹建说，读者小学的情况与周边几个学校相比还是好的，他曾在平通派出所找到一个数字，学区内在籍适龄儿童只有80多个，其中还包括户在人不在的情况。

“整个平武县教育系统之前发布的数据是全县在校学生只有4000多人，十年前，这个数字是2万多人。这比其它县还要好一点，比如北川县。”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失造成的农村空心化，使得多年前还处于困境中的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如今却转化为生源不足。这样的局面，很难说与震后无关，但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化问题。

“今年我们只收了5个新生，明年预计也是5个，现在我们的班级最多12个孩子，最少的只有4个。但农村教育就是这样，就算只有1个孩子，也要开一个班。”邹建说。

如今的读者小学校园里略显空荡，学生宿舍都还空了好多间。倒是老师们的工作压力小了很多，但，这却让他们无法感到轻松。

看着如今的校园和当下的这些孩子，校长邹建和老师石会时常会挂念十年前的那批孩子。

这源于地震带来的情感记忆，毫无疑问。那些孩子经历了有生以来，甚至可能是今生最重大的心理创伤，没有之一。

为此，震后的两三年里，邹建和老师们更倾注于关注孩子们内心变化产生的外在表现，并不间断地疏导每个孩子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

这也是地震灾区教育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无一例外。

时间是治疗一切伤痛的良方，即便无法痊愈，也会让人在成长中感悟生命的力量。

让邹建欣慰的是，当年的孩子们如今都已成人，有的已经工作，有的在读大学，也有即将参加高考的，不少孩子还是会给他打电话，向老师问好。

我和邹建不觉间聊起了当年的那些孩子，他还给了我几个孩子的联系方式，我因此得以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黄兴垚是这些孩子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地震中失去了姐姐，震后的第一年，父亲病逝，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在他高三时罹患癌症。去年，黄兴垚考入成都西华大学，就读能源与动力学院，四川省首批一流学科。

（如今的黄兴垚）

“爸爸和妈妈拉着我的手，看着解放军叔叔手里捧着的盖着红布的骨灰盒，爸爸告诉我，里面是姐姐，我连着哭了一个星期，最后哭得眼泪都干了；爸爸去世的那天，我被接到医院，看到盖着白布的担架，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送走了爸爸，下午回到家，一个人躲在屋里一直哭着谁去，天亮了，我再没哭过……”电话里，黄兴垚缓缓地讲述着那段记忆，声音低沉，听不到激动和无法克制的情绪，悲伤随缓缓的声音静静地流淌出来，更让人如鲠在喉。

“爸爸走后的一个星期，妈妈把我抱在怀里，跟我说，‘如果没有你，我就和你爸爸还有你姐姐一起走了’，‘妈妈还要为你活下去’，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好多事。”

黄兴垚的这些过往，都藏在心底，不会随便逃出来与人分享，博得同情，但别人问起，他也不介意。

只是在回家的时候到父亲和姐姐坟前，烧一陌纸钱，给父亲磕几个头，和姐姐说说悄悄话，然后“把悲伤留在那里不带走，因为我还要和母亲好好生活。”

考上了大学，黄兴垚对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期待，“勤工俭学解决自己的学费。毕业就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早一点赚钱，在成都买一个房子，让妈妈跟我住在一起。”

罗朗和罗思宇在小学是同班同学，都姓罗，不是兄妹，去年一起高考。罗朗考上了绵阳的一所专科院校，罗思宇距离二本录取线差了4分；罗朗决定进入学校学习，一边修学分，一边自考本科，完成专升本，为考研做准备；罗思宇没有服从招生调剂，潜心复读，她觉得自己是可以考上一个师范类二本学校的，做一名老师，回到村小去教更多的孩子读书。距离今年的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罗思宇又感受到了熟悉的压力。

两个孩子在人生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上分别做出了选择。08年的地震成为他们在同龄人中的阅历资本，尽管没有地震中亲人离去的遭遇，但那段经历还是时常被同学们好奇地问起。

对于过去的十年，罗朗和罗思宇想说的是感谢，从小学到高中，他们无一时不在感动中，“有了好的教室，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才会有对于未来的计划。”

（罗朗）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去为那个叫牛燚的女孩写点什么。牛燚与黄兴垚的经历有些相似，地震中，上初中的姐姐不幸遇难，当时上五年级的牛燚是班里的班长，优秀学生，邹建和老师们对她给予的关注和希望比其他孩子更多。

当年，我也对这个当时看起来颇为内向，又经受了不幸遭遇打击的小姑娘投入了特别的情感，跟着她走了两个小时山路，到了她的家里，和她的父母交流关于她的未来。后来的几年，前后几次前往北川采访时，都会借道去看看这个小姑娘和她的家人，给她一点微薄的资助。当时还想着，如果这个小姑娘将来有机会到长春上大学，我或许可以给予她更多的帮助。

但是多年以后，牛燚与我的联系越来越少，直到有一次，她直接打电话给我问我要1000元钱，又说不出理由。我拒绝了这个刚刚上初中的女孩的无理由请求。自此，我们断了联系，只是每年在她生日的时候，向她问声好，而她总是在不知道多久之后，回我五个字，谢谢李叔叔。

再后来，我在她的QQ空间里看到，牛燚没有读高中，初中也只念到初三就辍学了，到江油市打工，很早便步入社会。

不久前，我再次通过QQ联系她，问她的近况，她也只是浅浅地回复“还好”，我不便再与她深聊，之后她的QQ签名变成了“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感”，我在想，或许是我的冒昧触动了她内心深处不愿碰的伤，并为此深感自责。

在与邹建的聊天中，我们不约而同聊起了牛燚，邹建说，当年他认为那一批的孩子最有希望的就是牛燚。但是一件事情之后，牛燚变得不一样了，而那件事情竟然与我们有关。

2010年地震周年之时，我们组织了一次互动，吉林省某校的老师们到读者小学支教一周，读者小学的老师和孩子来到长春参观学习，当时来到长春的三个孩子刚好是牛燚、黄兴垚和罗思宇。

邹建说，当时选定带这三个孩子来长春，首先是因为他们品学兼优，再有家庭在地震中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大。

活动中，长春的一位热心读者给经历更艰难的黄兴垚捐助了两千元钱和礼物。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牛燚从那时候起，脸上就表现出了不愉快，拒绝了所有活动安排。

邹建说，回到学校以后，他和石会老师专门找牛燚和她的父母谈了几次，但是，“从那以后，牛燚就像变了一个人，自私心态越来越重，跟同伴也很难相处，学习退步明显。说到原因，还是这个孩子以前接受的赞美和资助太多了，在利益面前一次意料之外的不如意，让她整个人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