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之外一无所有——威斯特法伦的世界最佳球迷

足球之外一无所有——威斯特法伦的世界最佳球迷

德国多特蒙德，一座曾属于钢铁工人与煤矿工人们涌踞的贫瘠之城，从这里诞生的一支球队，给予了这些底层人口们一缕严苛生活之外的欢乐追求。一个世纪之后，这座城市所繁衍的后代们，在他们的血管里仍旧流淌着那黄黑色的死忠热血。

《黄黑的墙》

有的城市拥有一切，有的城市一无所有，还有的城市他们位于摩天大厦的璀璨与穷街陋巷的破败之间，他们只有一样东西。

这座城市就是多特蒙德，其所有的唯有足球。

直到18世纪末，当一座钢铁厂建立在此，多特蒙德才初现规模。钢铁厂的工人们携带着家眷来到此地，创建了这座德国西北部的城市。他们在工厂里日夜劳作，直到一支球队的出现，才迸发了这座城市的人群在工作之外的激情。

普鲁士-多特蒙德(或简称BVB)俱乐部正式成立于1909年。作为一家属于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们的俱乐部，它向辛苦了一周的人们提供的可不止是啤酒和赌博，它还赋予了他们在生死疲劳之外的追求。

一个世纪之后，这座曾拥有四万名员工的的钢铁厂被一家巨头企业收购，钢厂的建筑被拆卸后运往了中国。现在，保留下来的钢厂主体是一座博物馆，它成为了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工业化遗迹之一，与庞大的足球场和零星的教堂尖塔一起，塑造了当今多特蒙德城市粗粝低矮的地平线景观。

然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他们日复一日的营生并未就此丧失，只是现在的工作已不再是当初搬铁载矿式的劳作，人们投入到了天然气运输、推销移动电话、贩卖保险、电脑办公等行业。不变的是，他们仍旧需要有一处缘由来打破这每周工作五天的沉闷。

如同一支巨大黄蜂的炸裂，多特蒙德俱乐部的黑与金侵染了这里的街道，溅入了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没有人烦心去清理这一切。贴纸、衣服、招牌、旗帜、标识——乃至垃圾桶——都是黑色与黄色。步入任何一条多特蒙德的街道，感觉就好像你突然患上了一种诡异的色盲。

我来到多特蒙德，是因为他们宣称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球迷。在一周的时间里，我见到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一名球员，他的名字过去曾在看台上为人群所吟唱；一个家庭，他们为支持球队尽其所能。这些人，他们怀有与这座德国工业城市间不同的故事，从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里，我确信，多特蒙德需要足球，换言之，足球也需要多特蒙德。

德国最有名的街道清洁工

君特老师问班里的孩子们他们长大后想要做什么，班里的丑小鸭嗅到了一个机会。8岁的小克努特向全班宣布：“我要做一名街道清洁工。”

一语激起千层浪。其他的孩子们也加入了进来——突然间，他们也都表示想要成为街道清洁工。真让人恼怒，君特老师没法*河蟹*住孩子们的叛逆，她控制不了克努特。

当年晚些时候，学校操场上的活动课，大家在比试着看谁能把球扔的最远。大多数的孩子只能扔出去八九十英尺（30米左右）。轮到了克努特扔球。

“走远些。”他对君特老师说。

她往后挪了几步。

“再远些。”克努特说到。

他把球扔到了200英尺（约70米）之外，越过了她的头顶也越过了操场的围墙。君特老师目瞪口呆。他真是个怪物。

即便是怪物，他也会长大。还是个少年，克努特-赖因哈特（Knut Reinhardt）便很早熟，他成熟的速度较同龄的孩子们快了很多。他很有足球天赋，在16岁那年，得益于一次突破性的蜕变，他成了全德国最受瞩目的年轻球员。他想要终止学业投身体育，但他的父亲还是坚持要他念完高中。

“我知道我肯定会成为一名球员，所以我说：‘我不需要接受教育。还上学干什么？我要做名球员。”克努特说。“现在，我得感谢我父亲当年的坚持，他告诉我，完成你的学业。”

代表德国国家青年队比赛，给克努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把音乐作为了缓解。每场比赛前，他都会用随身听听一会儿“洛基4”（1985年上映的由史泰龙主演的拳击电影）的电影原声。他保持着这个习惯，一直到多特蒙德签下了他。

作为一名中场，他在23岁时披上了多特蒙德队的黄黑球衣，如同电影里的洛基，克努特也赢得了球场斗士的称号。这没有丝毫夸张。他速度极快、目中无人并且脑筋灵活，有一次，他为了给队友打抱不平，曾全速冲过球场去追打一名对手斯图加特的球员。但作为斗士，他的身体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经历了7次膝盖手术后，他不得不停下脚步。

作为一名球星，他收获了金钱、名气、女人，此间种种，还有那些周围自称是朋友的人。但是没有了身上的那件球衣，他发现，名人生活的那身光鲜很快便会蒸发一空。也许，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或许，只是他感到了孤独。

“你需要非常自律。”他说。

他拿起了酒杯。伏特加这玩意倒是很神奇。

克努特生命中第一次要去设法找寻他自己的出路。他刚刚从一段关系中走出，这时候，他身边的一个朋友，一名老师，给了他一个女孩的电话让他试一试。

一个周六的夜晚，11点，在两杯酒下肚后，他鼓起勇气拨通了电话。女孩接了。她对足球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是谁。完美，棒极了。她问他是做什么的。也许是因为酒精，或者，是他听到了心里那个小孩的声音...

“我是个街道清洁工。”克努特告诉她。

他未来的妻子回答到：“不错的工作。”

这个玩笑没能保持太久，特别是当他们一起外出约会的时候，各种疑问层出不穷。最咋舌的莫过于——“为什么所有人都认识这个扫大街的？”

世纪之交的千禧年，克努特试图重启他的足球生涯。但他的膝盖辜负了他，他在手术康复后选择了放弃。足球再也不是他的一个人生选项了。

“很残酷，”克努特说，“起先你如在云端，只一年，你就啥也不是了。”

克努特回想起自己作为学生的时代，那时候他的父亲嘱咐他一定要完成学业，克努特决定，兴许他可以努把力当一名老师。他喜欢孩子们，因为他内心就是个孩子。他很有点像德国的那种叫“brötchen”的小圆面包——外皮很硬，中心很软。

五年，克努特把时间都用在了多特蒙德的一所技术大学里，上学，有时同比自己年纪小一打的同学们搞搞聚会，每晚念书完回家，陪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我必须得读书，我去上了夜校，”他说。“我忙死了，但我不得不加把劲，考试——每次，那些考试——真是难熬。这真疯狂。”

他需要修学体育教学、数学和德语，在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前，还得先在课堂里实习两年。

他所实习的一间学校位于多特蒙德的北部，那里的每个人都不会忘记锁上车门，时刻保持警惕。他的班级里，5个孩子中有4个来自于移民家庭；他们中的一些还不会说德语。孩子们离开学校后，因为没钱所以很少出门，就只能呆在家里打电子游戏，由于得不到家长们的引导，这些孩子经常酗酒。

看到这些之后，克努特笃定了，愿能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那些孩子们。但首先，他需要通过一场最终的考试。

“和踢球一样，你必须严于律己，”他说。“学习也需要严格的纪律。去解决问题和达到目标，然后是下一个目标，下一个，再下一个...”

当他还是一名中场球员时，克努特就已经经历了许多考试。最糟糕的一次，是他的膝盖被严重挫伤几乎无法上场比赛。如果他缺席了那场比赛，那很可能就会失去在球队里的位置。克努特吞了几粒止痛片，走向了球场，刚一踏上草坪，他听到了来自八万人的喊声，“克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努特特特！”

“就好像你身后一米有一架波音747客机，”他形容。“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疼痛消失了。肾上腺素涌上了皮肤。他在球场上肆意飞奔，仿佛磕了猛药一般。他保住了自己的首发。

参加最后的教师考试当天，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耳边已没有了球场上那为他的呐喊声。这次考试，他需要安排两堂课——一堂针对低年级孩子，一堂给高年级——和完成一个小时的陈述。令他最为担心的是其中一堂课上他设计了一个环节：他把打乱的魔方方块分散在课堂里，让孩子们进行匹配配对。如果孩子们找不出来，他恐怕就得完蛋了。

他的导师，这所学校的总监助理，比克努特还要年轻，紧张地注视着他。但孩子们找出了匹配的方块。克努特得到了一个B。

现在，他已经从教8年，这让他领悟了何谓“内在的小孩”——他没有表现得像个孩子，而是学会了在正确的方向上去释放自己的童心。他把粉红豹选作自己教室的吉祥物。每天一早开始，他会在电子白板上写下一些词组并训练学生们据词选图。里面他还用到了足球术语，比如"国家队"。

“大家都知道我曾经是名足球运动员，足球和生活其实一样，”他说。“你必须得努力工作，我从心底里交给孩子们的是这点。你不需要是最好的，但如果你努力，你就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某日，克努特像往常一样检查他的学校信箱，通常里面收到的都是一些粉丝们发来要求其亲笔签名的信件。在一堆信封中，他看见了一封来自君特老师的信，他的小学老师，曾经他把球扔过了她的头顶。在信里，她写到自己一直在关注着他的事业，为他能成为一名老师感到高兴。这不正是他一直所渴望收到的那份成绩单吗？

在威斯特法伦球场的比赛开球前数小时，我正坐在克努特家的餐厅里与他聊天。克努特告诉我，他还保留着那封信，它放在一个盒子的最底下，那里面的东西他永远都不会扔掉。当晚，他计划在家里和家人们一起观看多特蒙德队的比赛。但他说，如果他去现场看球的话，他一定不会坐在那些拿着球票把足球视作一场商机的权贵阶层里，尽管，作为球队名宿，他可以坐在任何地方。相反，克诺特会走上球迷们的看台，过去的时光，他们曾高唱他的名字，治愈了他的膝盖。

他的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三岁，走进了屋里。其中一个，和他爸爸一样是名中场，还穿着爸爸当年比赛输球后所留下的一件球衣。

当然，孩子们知晓他作为一名球星的各种过往。但当他们要爸爸讲故事来听的时候，他很爱讲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名叫克努特-赖因哈特的年轻人，他曾经打扫过多特蒙德的大街小巷...

责怪游戏

他们根本别无选择。拉瑞莎与法比安-李比希两岁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套上了多特蒙德队的球衣，替他们在婴儿床里摆好姿势，拍下了他俩与一只黄黑色足球的合影。

两年后，法比安，这位早一分钟出生的双胞胎哥哥，第一次去现场观看了多特蒙德队的比赛。他坐在爸爸腿上看的球，因为他老爸只有一张球票。拉瑞莎，直到6岁，才等到了去现场看球的机会。

小时候他俩睡在一间屋里，如今，两人都已接近成年，而多特蒙德的比赛依然是每周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纽带。他们戕走了老爸的季票，球队的每个主场，他俩都会出现在雄伟的威斯特法伦球场西北看台上为球队加油助威，当多特进球时，他们一起跳跃拥抱，落后时彼此安慰和抱怨。

在这个家庭里，洋溢着一股疯狂的气息。

在Zum Sauren，多特蒙德市中心一家红木摆设的多特蒙德球迷酒吧里，我见到了他们的父亲卡利。他正在玩骰子，一种叫knobeln（拼图）的游戏，玩法很像“快艇”但奖分要更高。我向他询问球队接下来的赛程，他于是拽出了自己的皮夹。皮夹内侧贴了一张便利贴，在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有多特蒙德队的比赛赛程——包括每场比赛的时间，对手以及场地。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制作的这张便利贴，他为此非常得意，拿着它向酒吧里的每个人都展示了一遍。

第二天，我在同一个酒吧里见到了他的双胞胎孩子，他们俩向我轮番描述了他们的“教化”。

“在我的生活里只有足球，没有其它，”法比安说。这名高中生，他的日程表上是这样安排的：上学、FIFA电子游戏、足球训练和睡觉。

“我们没有机会去选择——没得选，”拉瑞莎说，他们的生活就是黄黑色的。每周比赛前，她会给一个朋友发一条信息，就一句话，“我们必胜！”

好几年前，法比安在一场比赛前吃了份芥末腊肠。多特赢了。因此现在每周开球前，他都要吃一顿芥末腊肠，绝无例外——甚至去年，全家在一家餐馆为卡利庆祝生日。大家吃的胃都要撑爆了，他还是执着地把自己的“胜利餐”塞进了肚子。

他们在一起悲悼。当他们最喜爱的球员，多特蒙德土生土长的孩子马里奥-格策，离开球队加盟死敌拜仁的时候，直到官宣，他们都没有谁相信这消息是真的。他们称这是他们生命里最黑暗的一刻。下半年，当格策回到多特蒙德面对母队的时候，他遭到了铺天盖地龙卷风式的口哨声洗礼（欧洲版本的嘘声）。格策攻破了多特球门，当时法比安和拉瑞莎就坐在球门后面，在声嘶力竭地“嘘”他。

“那天以后，我再也吹不了口哨了。”法比安说。

去年，发生了一件只有老天爷才能解释得清的诡异事件，两个人在同一时间都弄伤了自己的膝盖。拉瑞莎是在一场手球比赛训练时受的伤（她是一名门将，她的手球水平比足球要厉害的多），而法比安是在踢球时遭遇的不幸。当时他已经打进了两球，2-0，还想要再下一城。他越过了一名防守球员，接着把球挑过了门将——但对手撞到了他。好在，这球弹进了网窝。

他们俩都为此休养了一年——附带让卡利也很郁闷，为了照顾他俩，他去现场看球的乐趣只能搁置一边——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看球，以此来弥补他们在行动上的不便。法比安做完膝盖手术不久，迎来了最难忘的一场比赛。多特蒙德在欧冠淘汰赛第二回合主场面对马拉加，比赛还剩下5分钟，多特1-2落后。

球队命悬一线，法比安的膝盖感觉像是一块铁砧，将他的身体牢牢地拽入了沙发深处。但当多特蒙德队打进一球扳平比分，接着再入一球将马拉加淘汰出局时，他顿时把疼痛撇在了一边。5分钟内两个进球，法比安忘情地从沙发上一跃而下，抱住他的妹妹，将抱枕也抛向了空中，当然，他膝盖上的伤口也疼爆了。

对于球队，拉瑞莎和法比安两人总会一起做各种事，除了观看客场比赛这一项。客场比赛，法比安会和他的死党们一块看球；拉瑞莎则去她位于西多特蒙德的外祖父母家的公寓，那也是卡利第二天要接我去拜访的地方。

“今天我的英语不是很好，因为...没喝酒，”卡利大笑道。他穿着他那件黄色的多特蒙德球衫，点火器里插着的车钥匙上挂着一个多特吊坠。这是场欧冠淘汰赛，与皇马的第一回合较量。去年，他和拉瑞莎去现场见证了这两支球队的对决。拉瑞莎刚拔掉了一颗臼齿，脸颊肿的像颗肿瘤；一个酒保给了她一袋冰块来缓解疼痛，她才舒服不少。

进到那间狭小的公寓，卡利的妻子，卡门，拿出了一张她父亲在60年代初的照片。照片上，他父亲正站在一座布满灰尘的矿井里。这是我头天曾拜访过的那座煤矿——虽早已关闭多年，但那些支架还树立至今，勾起了一丝对这座城市工业化往昔的回忆。就像这张照片上的小伙，他二十来岁，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条漆黑的旷道里，站立着，微笑着。50年后，他坐在离电视机一臂之远的地方，眼镜上架着一副放大镜。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他们调暗了灯光，像是在看电影。卡利拿起了一瓶啤酒。他们的外祖母预测：多特赢，3比0。“如果外祖母说多特3-0，他们就会赢3-0。”拉瑞莎肯定地告诉我，当然，她也穿上了她的黄色球衫。通过无线电波里的声音，我们能够听见很多其它黄黑球迷已经去到了西班牙。

皇马在上半场开始不久就取得了进球。卡利大骂了一声“shizah！”外祖父开始对着电视抱怨。拉瑞莎站了起来——“我知道是为什么了。我没戴我的围巾。就是这样。”她跑到另一个房间去取围巾，回来时挂在了脖子上，同电视里的球迷们一起高唱：“Win for us because we love you so。”卡门也唱了起来。

几分钟后，卡利起身去了趟厕所。在他离开的时候，皇马又打进了一球。外祖父忍不住又来一通咆哮，这一来多特蒙德需要发起更猛烈的攻势。卡利回来后全家人都为此球而责备他——为什么他不呆在屋里？总得有个丢球的借口。

终于，多特蒙德觅得了一次快速反击的良机。为了追上足球向球场另一端的推进速度，摄像机镜头也跟着在快速地移动。外祖父靠向了电视机，他可能是觉得屏幕在掉帧，恨不得贴在了屏幕上。外祖母也靠了上去。卡门、卡利和拉瑞莎也都凑到了电视机前。我也不由自主。

无功而返。中场休息。

休息间隙，外祖父回忆起二战刚结束时在多特蒙德的生活。他们一无所有，他说。他们没有鞋，光着脚踢一个又破又旧的足球。虽然脚上挂了彩，但他们很享受。如今，他说，现在的孩子们很难理解。他们都是些都市美男，他们的头发和鞋子太过花哨。这不是足球。完全不是。

下半场。多特蒙德很快就迎来了又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外祖父也再一次倚向了电视屏幕。每个人都涌到了跟前尖叫起来。期望落空。球没进。“Shizah！”，卡利又大骂了一声。得到一个角球——全家人都伸出了手，拿手指冲着电视机转动。“噢噢噢噢噢噢噢赫赫赫赫赫！”。没进。

皇马打进了第三个球。这一次轮到外祖母开始自责。“我的错，”她说，都怪她预测比分的时候，她本该说0-3才对，可她说的是“3-0”。

房间突然变得阴沉起来，并不是因为光线的缘故。诸事不顺；他们有些烦躁。当多特球员们没能命中目标时，“Shizah shizah shizah！”，卡利开始不停地发泄。双人小沙发上，卡门和她的母亲紧握着彼此的手。依据对方的出身，外祖父咬定是裁判执法不公。比赛结束，3-0，多特球迷们的歌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

卡利长抒了好大一口气，这口气带着科隆巴赫（Krombacher）啤酒的味道。“唉。没事。”

几天之后，比赛日的下午，拉瑞莎还在Zum Suaren打工。她的轮班在开球前半小时才结束，在酒吧里我遇见了她和法比安，于是我们得以一起赶去球场。在有轨电车上，像每次赛前一样，拉瑞莎给朋友发了条寄以希望的短信；进到球场，法比安吃掉了他的那份芥末腊肠。

即便这座球场里有八万个座位，但感觉还是远远不够。

站在看台上向下看，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坐在过山车上的小孩，马上就得爆摔下去。我在多特蒙德最著名的球迷看台上，我站的台阶附近并没有实际的座位号，但根本没有人注意这个，因为没有人会坐着看球。有五个人挤在我的周围，不使把劲的话我都没有足够的空间把胳膊抬起来，大家实在挨得太近，基本上我们是抱作一团看的比赛。

我的肚子快饿瘪了，一群纹身男在我周围传递着几大杯啤酒来招呼其余的人。抿一口，再传给下一个人。站在他们旁边，我抽了一整包烟，才觉着自己还有呼吸。
这一次，拉瑞莎整晚都没有摘下过她脖子上的围巾。没有了外祖母糟糕的预测，没有了老爸不合时宜的厕所之旅。多特蒙德一上来就一球落后，这对双胞胎兄妹在给彼此打气。但没多久，他们的球队就给拉瑞莎和法比安带来了尽情欢呼的理由。

“莱万多夫斯基！！！！”拉瑞莎拖长了声音尖叫着，莱万进球的那一刻，她紧紧地拥抱了他的哥哥。临近比赛尾声，多特蒙德又打进一球。这种兴奋的感觉在持续了90分钟之后，蔓延到了球场之外，涌入了返程的火车，带回到了他们的家里。那天晚上，拉瑞莎躺在床上，脑海里在一遍遍地回放着球场上的场景，直至她坠入梦乡。

| 文章内容来源于虎扑翻译团

| 作者：马特-内宁（Matt Negrin）

好文，感谢作者和译者！在一座容纳了8万人的球场里，8万人都会为了你的一个进球欢呼，光是想象一下都觉得感动，多特的球员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球员。有人说，在拜仁，你顶多当个名宿，球迷捧你一时，在多特，你至少是最幸福的，球迷会铭记你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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