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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院士是瑞安人,6岁亲历,为国家科研做出巨大贡献!
伍荣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
伍荣生，大气科学家。1934年生于浙江瑞安。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在大气动力理论方面作出了系统而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特别对边界层动力学与锋生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谈笑风生的伍荣生院士。刘成贺 摄
1934年，伍荣生院士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伍敏行在浙江大学教化学。6岁那年，为了逃避战乱，伍先生随父母回到老家浙江瑞安生活。当时，父亲在平阳县的温师院教书，于是他就在平阳读了小学，初中一年级在平阳中学读，初二时转到瑞安中学直到高中毕业。
宿雨林笋嫩，晨露园葵鲜。回忆起那段青葱的少年时光，说起浙江温州瑞安小县城，伍先生始终记得母校瑞安中学的学风很好，助他良多。“学风决定一个学校的好坏”，朝气蓬勃的少年人聚在一起，话题仿佛永远离不开学习。如今的少年人似乎总有几分少不更事的轻狂，但伍先生的少年时代，正处在抗战时期，泱泱中华饱经沧桑，经久几多雪和霜。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年少的他恨不得自己驾驶着飞机向侵略者开炮。受到这种“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1952年高考时，伍先生毅然填写了航空系，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飞上蓝天，保卫祖国。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航空专业对考生的家庭出身要求很严格，伍先生恰恰属于“家庭出身不好”之列。“我当时在名单上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以为落榜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南京大学气象系把我录取了，一看果然如此，当时还是非常高兴的。”就这样，一纸南京大学气象系的录取通知书，使伍先生离开老家瑞安。
1952年的夏天，阳光繁盛，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背着行囊，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金陵古城，茂密的法桐间洒下斑斑驳驳的光点，映着一个青涩的脸庞。站在南京大学的校门口，19岁的伍荣生也许并未想到，学于斯、成于斯，今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将在这里扎下根来，由此踏上伴随他半个世纪人生的“风云”之路。
也许人生的际遇就是如此，并非总能如人所愿，这其中有苦有甜，有得有失，有沟有坎，蜿蜒曲折。谈及此，记者不免有些好奇，心有所愿而不可求，伍先生就真的这样淡然地接受了新的专业吗？伍先生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诙谐的笑意，“毕竟年少，进了学校后，发现气象和自己想象的并不一样，为此，当时还暗暗闹了一阵子脾气。”伍先生说，不过后来培养出兴趣就好了，当时，导师讲了很多气象和国家经济、战争有关的内容，了解到诺曼底能成功登陆和气象也有分不开的关系，突然就发现不仅航空可以救国，气象学科也是很重要的。静下心来接触后发现气象领域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想知道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一琢磨就真的钻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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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伍先生来说，科研于他，就是寻找下一个未知，摸清普通人眼中难以捉摸的气象规律，这就如同一场捕风的旅程，风霜雨雪露雾虹，听起来诗情画意，学起来却更多是枯燥的理论和数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研工作者，计算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学校实验室条件比较差。最初时，好多数据都是在算盘珠子上拨出来的，那时的南大气象系，成立了一个统计室，专门招了一些人打算盘，搞计算。“那会要算每年的平均温度，也没别的办法，一天一天加起来，打算盘。”伍先生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直言，听起来真是很落后，现在的孩子应该难以想象了。
后来有了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虽然进步了一点，但速度仍然比较慢。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后接触到了计算机，再到向世界银行贷款买计算机，等到伍先生真正拥有一台计算机时，已经年过花甲。在众多计算工具中，伍先生最喜欢的还是计算尺，简单的对数原理，最方便，不牵扯到别的东西。他多次向学校建议，希望把学校的计算工具收集起来，成立计算工具博物馆，让现在的孩子们可以从这些工具中看到科技的进步。
即便工具进步了，在伍先生看来，现在的气象预报仍不够准确，他自嘲，做天气预报就是经常要挨骂。一到开会就被老友们取笑，“哈哈！今天又报错了。”气象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不是单单靠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理论的东西要深入研究。于是工作中的伍先生似乎总是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再设法解决。求新，这是伍先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一贯追求，他不仅对大气科学中的新问题孜孜以求，对一些看似成熟的问题，也能独辟蹊径，抱着怀疑的态度继续学习。
伍先生（右）与外国友人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伍先生的代表性成果——“四力平衡”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是建立在突破前人“三力平衡”理论的基础之上的。1905年，奥地利气象学家Ekman提出了边界层内气流运动的三力平衡模型：摩擦力+折向力+气压力=0，由于它能较好地描述边界层风速随高度变化的规律，被学术界奉为圭臬，并一直被沿用，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实践中发现Ekman的理论往往与实际结果不完全一致，尽管也有不少科学家曾想解开这个谜，但大都浅尝辄止。
1982年，在多年工作的积累下，伍先生与他的团队，经过认真研究和思考后，大胆提出了“四力平衡”的边界层动力学模型：惯性力+摩擦力+折向力+气压力=0。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添一个“惯性力”，貌似很简单，其实不然，最大的难题就是解决非线性的问题。为了验证这一新模式，伍先生埋头实验，几个月过去了，实验却毫无进展，研究陷入了困境。“我从小就很固执，对没有解决的问题始终充满了执念，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死磕。”终于，寻寻觅觅，上下求索，山重水复间，伍先生蓦然想起了在1972年，一位英国学者的一个有关数学与物理现象的解释，该解释曾略去非线性平流项的作用，并得出过不完全的解。柳暗花明，伍先生对计算进行了合理简化，首次完整地处理了惯性力的作用，并求得了边界层风速的解析解。后来他还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地形、摩擦和锋生等的相互关系，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系列研究工作。伍先生强调，特色研究的形成，是与团队的合作共进分不开的。
伍先生的科研精神，可以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字作注释：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这也是伍先生最喜欢的一首诗，时时以此句勉励自己钻研难题永不懈怠。
首次建立四力平衡条件下的边界层动力学模型，应用到大气边界层动力学的研究；作为组织者和主要研究者所完成的“中尺度锋面动力过程研究”，；组建了中尺度灾害性天气国家专业实验室，，很难将这位清隽温和的老人与这般瞩目的成就联系起来，但又仿佛理所当然，因为在伍先生看来，科研本不是那般追名逐利的事，关键是你为此付出了多少。他说，“一个人的生活与追求，应该像大千世界中的天气现象一样，无论怎样变化，都有规律可循。要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处人蔼然，自处超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无事悠然，这便是伍先生的处世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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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儿子，伍先生似乎陷入那些如今想来都是幸福的回忆中。生活中，伍先生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爷子，比起刚刚谈起学术与科研时的神采奕奕，此刻的他显得更为平易近人。
伍先生说自己的家庭是“南大之家”，夫人冯蕊英也是南大毕业，同他一样在南大气象系工作，现已退休。儿子伍瑞新在南大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南大电子工程系任教，儿媳妇王铁海也是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的。
儿子这么优秀，谈到对儿子的教育方式，伍先生却戏称：“没怎么管过他吧……”他的笑容，随着眼角扩散开。“他爱看书，小时候也爱打太极，这都跟我很像的，但是，有一点，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家庭环境能对孩子起到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
其实，在伍先生的记忆里，家乡的模样已经不那么清晰了，童年的事情，他说也已经“记不起来啦！”但是，父亲的书屋始终刻在他的心中，那是他童年最喜欢的地方。
在沙发上有些出神的他，许是又在回忆中，那时的他还是那个掌灯看书的小小少年，面对那书柜上的藏书，他是那样的欣喜。“那时候，看书就是看书，是因为兴趣和喜欢，是想解决心中的疑惑。”
在伍先生看来，读书是件纯粹的事情，不为考学，不为功名利禄。“很小的时候，我爱看武侠，父亲说我不务正业，但是也不制止，后来大了一点，自然就不怎么看了，而是对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更感兴趣了。”伍先生说，自己当时也没有抱着什么雄心大志，只是觉得不懂的东西要弄懂，不会的东西要搞会。
这种好读书、求甚解的习惯，伍先生一直保持至今。伍先生说，爱看书，是受家庭的影响，儿子看书，也是依然。在短暂的交谈中，他一直提到“家风”的重要性。
“周围的人都爱看书，都在讨论学术，孩子自然也会受到熏陶。”伍先生说，现在年轻的父母都很关注孩子的学习，但是跟孩子一起学习的又有多少呢？“如果一个家庭，爸爸妈妈都出去打麻将，孩子又怎么会好好看书？”
在伍先生的家中，萦绕的都是学术研究的氛围，自然也就培养了他爱看书、爱钻研的精神。爱看书、爱钻研的习惯，伍先生保持到了现在。伍先生的助理告诉我们，虽然伍先生也很与时俱进，电脑用得很好，每天都在网上看看新闻、看看文章等，但比起电子阅读，伍先生更爱纸质的书籍。
伍先生说，“现在科技进步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电脑上、手机上找到，但是我仍然最喜欢去图书馆借书。”以前，只有图书馆才有最新的期刊杂志，每次借了都要抓紧看完，一是有借阅的时间，二是自己看完别人还要看，就会逼自己赶紧读完。而现在什么东西都能打印一下，保存一下，想起来再去读一下，自然就会懈怠很多了。读书，还是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读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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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14吋左右的白板，挂在沙发边的墙上，上面还有记号笔写着的方程式未来得及擦去。
“您，还在做科研吗？”同行的一位老师问道。
伍先生坐在沙发上，望了眼白板，笑道：“不做科研啦，偶尔指导下他们。”他望着白板，又有一阵出神，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在讲堂上讲课的年代，三尺讲堂，一方黑板，一个带着眼镜充满书生气的青年，一直到现在，教师仍是他最爱的身份与职业。
“我们毕业后，从教师助理做起，当时能独立讲课，就是莫大的荣耀了……”从南大毕业后，伍先生就留校了，先被交换去武汉中心气象台实习，学习如何画气象图等基本气象业务，再回到南京大学指导学生实习，伍先生说，“接触到具体的业务工作后，才能真正地将理论联系实际，也能更好地理解理论了，后来讲课，也更能让学生理解。”直到毕业了七八年后，伍先生才开始独立执教。
“为什么走上教师岗位，要那么久？”我们似乎都不是很能理解。伍先生却说，学生不是试验品，教师站上讲台就要对学生负责，“让学生从不懂到懂，是教师的责任。”所以当时，为人师之前，都在“苦修内功”。既要获得前辈的认可，也要获得学生的认可。伍先生还说，当时有点什么感兴趣的研究也会写论文发表，但不是为了什么获奖之类的，而是希望研究成果能够被老师和学生们认可，在他心里，教学相长，学生是一起研究、学习的伙伴。
“伍老师非常随和，非常喜欢和学生们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南京大学副校长谈哲敏曾是伍先生的学生，他曾在采访中回忆伍先生时说道，“伍老师是很纯粹，很淡泊，是发自内心地喜欢科学，喜欢去研究，没有功利心。”
1984年，谈哲敏还是大二学生，就读于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因南京大学启动本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而进入伍荣生的研究小组。后来，从本科到博士，就一直跟着伍先生，毕业后又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课题组工作。不知不觉，竟已有三十多年了。
从如何选题、如何认识事物的本质、到如何将问题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伍先生“手把手”地指导过他的每一个学生。谈哲敏也总是说自己受益匪浅，“伍老师会给我们一个切入点，一个范围，然后放手让我们思考，而我的研究工作，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就是这样，伍先生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如今，伍先生培养的学生们，都在各自的教学、科研岗位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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